1996、1997年散文创作情况
’96、’97散文界的情形大致延续着90年代以来散文的热风景。其弊端来自热闹喧哗背后隐含的浮躁、随意的炒作气息：副刊散文困扰于文化快餐品味；数量膨胀的期刊散文质量萎缩，精品意识淡漠。不过，在散文虚热的内里，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几大创作群体版块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存在状况。
女性散文进一步成熟，老中青三代的集合占据着散文界半数的天空。女性意识的表达与女性书写的风范在这两年里得到进一步展现。最为值得推重的是部分本着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的创作。部分女作家在指诉长期以来男权压迫的同时，有意识地返回自身生命体验，在极具其强势力量的男性话语潮中探寻女性的声音，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调整的过程中，艰难展现女性意识觉醒的复杂的精神历程，截然不同于温煦甜糜、顾影自怜的“小女人散文”。筱敏《血脉的回想》〔1〕在不无辛酸的回朔中，超越于对外祖母、母亲两代人命运的描摹，将锐利的目光锲入她们的精神事实：外祖母的“空无一物”，母亲被伉俪情深遮蔽的生命。指出“我”的不同是审视自我，以独立的姿态面对捕获、抵抗剥夺。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带有历史的纵深感与现实的厚重感。叶广苓《母亲的辉煌》〔2〕、木子《度过昨日》〔3〕也是审视女性命运的作品。华姿《寻找一个兄弟》〔4〕表达了渴望与男性建立灵魂平等关系的理想，寻求“兄弟般的情谊”；而杜丽《美好的敌人》〔5〕却恰是从经验出发，以丰满的感受抒写了谋求异性情谊时的困顿与理想的破灭。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追求兄弟情谊时面临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阻隔。
部分女性散文直抵生命本真，以不凡的睿智洞察人格、世象，亦或质疑、瓦解了许多空洞的能指，如：亲情、故乡、理想。周晓枫《抱菊而眠》〔6〕诠释了“B” 的人格气质秉性，对善良的负面寄寓了深深的怜惜。张爱华《亲情解析》〔7〕淡去了曾经安抚过无数灵魂的缠裹在亲情之上的理想主义光环，还原给我们冷酷的真实。华姿《生活在别处》〔8〕以开阔的空间感解构了“渴望远方”与“回望故乡”的憧憬，显露出激情背后的虚妄。对于女性哲理的诗情体悟，在迟子建《滴水可以活多久》〔9〕、《木器时代》〔10〕中有所展示。作品以水以木提供了生命本质状态的隐喻，提供给人们超拔的生存观。
横向铺陈各种感觉，直至细到神经末梢的触动在钟怡雯《垂钓睡眠》〔11〕、阿呜《破碎》〔12〕、北北《划过夏季的玻璃》〔13〕、唐韵《生命从指间消失》〔14〕中体现得极为鲜明。女性把握瞬间感受、体验微末的能力在女性散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
青春、爱情、主妇生涯、亲子之情、童心童趣历来是女作家热衷表现的领域。庞天舒的《主妇生涯》〔15〕、程黧眉《那时我们正年轻》〔16〕、周晓枫《驴和骡子》〔17〕、《懒洋洋的天》〔18〕、元元的《一地月光》〔19〕、唐敏《可爱的小老鼠》〔20〕、《小别赠言》〔21〕虽然不无单薄稚弱、模式化夸张与自我欣赏的形象营造等弱点，然而，其气度迥异于“小女人散文”的小情调，内中包含有较多的优游于烦恼人生的豁达从容。
这两年，女性散文的优秀作品体现的走势为：走向开阔的思维、诗情与哲理的体悟、成熟的阴性表达。由此可见，女性散文在新时期的崛起并非偶然，它的丰盈、壮大证明散文这种心灵性、情感性较强的文体会在女作家手中继续繁荣。
中年实力派作家葆有以往的实力。他们的创作延续了以往的超拔的精神、激越的情感、男性的理性与大气。周涛《塔里木河》〔22〕从民族、文化、历史的角度解读了维吾尔民族性格的本质：忧伤。《梦廖廓》〔23〕给予北疆军旅生活深切的体验。周涛善于从异族、自然等异己力量中汲取智慧启迪、精神力量。由英雄情结引发的雄浑豪迈和探究人类文化学带来的终极关怀色彩，已成为他作品的主要特点。以宗教理想为标尺的张承志 1996年在《花城》的《鞍与笔》专栏发表了6篇长及万言的散文，以精神独白的方式展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冰山之父》〔24〕在对三大山的造访中，自我心史与诸民族心史并进，在对山河的崇拜中追求生命观念的神圣与崇高。哲合忍耶精神与诗质的激情再度结合而有《把黑夜点燃》〔25〕与《沙漠中的唯美》，〔26〕抵抗的绝决与不被理解的苦涩使这两部作品充满了悲剧感。史铁生《聆听与跟随》〔27〕具有史铁生式的超越生存困境、执著追求精神家园的严肃、认真、通脱。
继90年代中国社会的技术理性化转向之后，小说的客观化、诗歌的文体束缚使散文因其主体性、自由性特征成为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精神求道者的栖居地。渴望理想、崇高的人文精神与诗性的激情结合产生了一批富于精神含金量的散文。此类散文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这两年除前述张承志的创作，还有瘦谷《海底的火焰》〔28〕、林贤治《一个人的爱与死》〔29〕、摩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30〕它们对世俗世界采取了较极端的疏离态度，以其强烈的思想、精神内质与世纪末思想贫血的颓势形成对照，但也因此显露出其直露的意识形态情结。
一批涉足散文的中年小说家也常有佳作。较好的作品有：刘心武《小颗颗》〔31〕在一个浅显的“人生必得做减法”的哲理中融入了真性情。王蒙《冬季》〔32〕铺陈展示了追寻精神故乡、追寻理想的艰辛；游历剑桥结晶的《晚钟剑桥》〔33〕温馨细致。冯骥才《冬日絮语》〔34〕象喻新颖。小说家散文往往在不期然间过度发挥叙事才能，对实生活层的过多描摹令情感性、生命体验性受挫。
概言之，中年实力派作家延续了他们以往的风格与写法。
《大家》推出了“新散文”；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最为活跃。这两年突出的新现象是1997年由《大家》杂志推出了60年代出生的庞培、张锐锋的散文新作。《大家》将其命名为“新散文”。庞、张“新散文”的代表作品有庞培的散文长卷《五种回忆》〔35〕、《乡村肖像》〔36〕，张锐锋的长篇散文《倒影》。〔37〕这些作品对童年记忆作共时性展露，而不是将事件依时间顺序连属；写作起始于心灵在记忆中的漫游，着眼于细处的铺陈。其零星组合式的文本、间杂的形而上阐示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模式。他们的思考致力于普通人的存在，这使他们在个人化记忆与历史、时代、人类的普泛性之间寻找到了沟通的可能。在挖掘记忆的同时，他们对童年不是加以简单的描摹和再现，而是进行某种超越材料本身的深度凝炼。庞、张“新散文”表现出一定的虚构倾向，只是，其目的旨在从被时间“磨损了现场提取往事的指纹，”“重现业已消逝了的东西，并使其恢复完整性。”(两段引文均见《大家》98〈1〉张锐锋《让隐匿的事物发亮——我的新散文写作及其它》)想象形成了“新散文”“过去进行式”的叙述。
“新散文”较多长篇制作与手记体，以手记出现的作品中，海男《生发者手记》〔38〕、于坚《棕皮手记在西藏》〔39〕较为能够摆脱手记的纪实性、艺术粗糙等缺憾。
“新散文”涉及的作家还有王小妮、钟鸣等人，他们之间缺乏一致的美学主张，存在种种分野，诸如：繁复铺陈与各种手记的粗糙报告倾向；面向心灵的倡导与为写作而写作的倾向。过分沉溺于写作技巧是一部分“新散文”产生危机的隐患。“新散文”多有长篇巨制，存在书写失控的问题；庞大的信息量有时令其由零散而琐碎，销蚀着读者的耐力；知识性、理念化与虚构如果不得限制，也会伤害散文文体。作为新现象，它的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辨析。
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这两年散文界最具活力的群体——庞培、张锐锋、钟怡雯、周晓枫、苇岸、瘦谷、包尔吉·原野、筱敏、华姿、刘亮程、王俊义、王开林、韩春旭、丹娅、程黧眉、唐韵、海男、张立勤、于坚等等。他们兼有较好的文化与人生积累，或多或少地亲历了2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受东西方文化再次碰撞的变革时代的影响，他们更注重从个性心灵出发而不失厚重。他们同时赶上了文艺美学的语言学转向，驾御语言的热情与潜力有胜于他们的前辈之处。他们变革散文的多种尝试，一时难以看清，但探索的努力终究是应予肯定的。
散文的艺术探索尚显拘谨局促，“无技巧”的自然本色写作仍然是创作的主流；散文体式向长篇发展。散文艺术历来存在两个向度。一部分作品试图突破传统的散文创作模式，扩大散文的表现方式，这种努力仍然局限于少量篇目，如：《“潜在自杀者”叙事》〔40〕(魏黎)的荒诞手法，《月亮领着灵魂走》〔41〕(王俊义)的蒙太奇结构；《一个人的爱与死》〔42〕(林贤治)的词条的形式；《尸体》〔43〕(林耀德)感性体验与理性叙述的间陈。艺术框架下的文本实验应该是散文变革的重要内容。这两年，优秀的作品更多地集中于“无技巧”的自然本色写作内。季羡林、张中行等老一代作家素来朴素写作，一向精巧独到的余光中也有了质朴之至的写父女亲情、从师经历的《日不落家》〔44〕、《自豪与自幸》。〔45〕徐晓悼亡之作《永远的五月》〔46〕用如泣如诉的生活语言大规模、不隐讳的追叙丈夫的血肉之躯。人格的魅力与性格的缺憾、善良的天性与不幸的命运、刻骨铭心的爱情共同赋予作品丰厚的内涵。菡子的《重逢日记》〔47〕在祥和安谧的气氛中，将“我 ”与“LM”两位古稀老人在短暂的重逢中重返十八岁纯洁真挚的初恋情怀传递给读者。以日记的断片记录的这一段初恋的复活富于即时性的真切。孙少山的《父亲》〔48〕是罕见的以犀利笔锋“审父”的作品，诚如作者所言：“一个人不能审问父亲就像不能审问自己一样”，在逼视我们自身难以启齿的问题上显示了勇气。黄永玉《此序与画无关》〔49〕引用了赫伯特·里德“我深信美学上的价值也正是道德上的价值，”深刻地肯定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李蔚红《苦难麦茬地》〔50〕在素朴的叙述中饱含了对苦难的朴素的悲悯。该类写作从本质上实现的是生命与语言的同构，体现了用生命去写作的立场。“无技巧”的自然本色写作必得有深厚的生命内容作支撑，由于散文对现实人生的切近，就使这种写作能够在散文文体内长盛不衰，不断产生佳作。
就体式而言，这两年的散文有明显的长篇制作倾向，1997年尤其明显。期刊散文动辄达到五千字以上，万言以上的散文屡屡可见。散文长卷从根本上说是散文寻求变革的方面，是信息扩充的要求。不过，目前散文的长篇发展又往往存在着失去控制、不加剪裁、过多枝蔓等问题，很大程度上由散文界浮躁、随意之风所引发，正因为如此，它已经在向读者的阅读承受极限挑战。
从题材取向考察，生灵、生态题材和都市题材的散文篇目日渐扩大；文化散文(准确地说是文化随笔)依然在各类期刊中占据庞大篇幅。与环境意义的提升同步，散文里的自然——家园意识逐渐增强，生灵、生态题材的散文已经构成显明的一族。对自然生灵世界的关注体现出两种意向：其一是生态意旨，其二是生命平等意识。这两年的期刊中不仅出现了“环保散文专辑”，还出现了一些佳作，如：《美生灵》〔51〕(张炜)、《泪的重量》〔52〕(林希)、《羽毛的浮力》〔53〕(周涛)、《鹿的眼睛》〔54〕(许淇)、《大地上的事情》〔55〕(苇岸)、《敏感的河流在我心中颤栗》〔56〕(刘元举) 《象脚花瓶》〔57〕(喻丽清)、《蝙蝠悲歌》〔58〕(戴小华)，等等。这些作品在生态意识之上体现了自然、生灵与人类生命灵魂的相系相依，在独立自足的生态生灵世界内寄寓了包含人类在内的生物界至高至美的理想，生物的灵性被纳入到与人性平等甚至高于人性的地位加以言说。主体的投映赋予自然生灵世界人格化的表达使这部分作品脱离了“问题文学”的机械。
都市题材的散文伴随着近十年中国城市的都市化进程而来，这两年渐渐清晰。《城市宿营地》〔59〕(王开林)、《上海人的“面子”与“夹里”》〔60〕(陈丹燕)、《小洋房里的主妇》〔61〕(潘向黎)、《生活在城市之中》〔62〕(丹娅)集中反映都市人心轨迹与价值方程。作家主体对都市文化的剪裁集中于：都市人的生存情状，受物欲挤压的价值观，都市边缘人传奇，失去故园的流浪心迹。流浪与孤独、欲海中人的异化与自守是常见的主题。由于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就使都市题材的散文呈现出较多艺术上的新追求，《城市寓言》〔63〕(瘦谷)、《隐形的城市》〔64〕(吕约)、 《月亮领着灵魂走》〔65〕(王俊文)对象征、隐喻、蒙太奇手法有充分的运用，现代艺术手法的介入给这类散文带来了丰富的表现力。都市题材散文的深化发展将会成为散文多元景观的重要一元。
自80年代末由余秋雨开创的文化散文延续及今已成为当代散文的题材传统。其内部演化出的两种积弊可以归纳为：一、主体为历史材料的抑制，有学术笔记的学理化倾向。二、沿袭余秋雨散文模式作比附式的文化感喟，超越于主体个性。这两方面是影响1996、1997年文化散文文学价值提高的主要问题。何向阳《澡雪春秋》〔66〕、韩春旭《新人类》〔67〕、肖复兴《寻找勃拉姆斯》〔68〕、肖克凡《激情行动》〔69〕、韩静霆《梵高与青藤》〔70〕，分别抒写的是孔子、尼采、勃拉姆斯、海明威、梵高与徐渭，以人物为核心而打破了传记式的史实演义，代之以对文化人物的透视，摄取极富有精神价值的历史人物所辐射到今世的灵魂之光。在将自我的理想人格价值投映到历史人物的真实言行上，重组形象的不朽时，这些作品都燃烧着主体强烈的生命意识或动人的人格精神。
在蔡翔的《底层》〔71〕、《北方传奇》〔72〕、王俊义的《抚摸汉朝》〔73〕中，文化已非典籍记载，而是活在民间的血液中的活文化。蔡翔既是底层文化、北方民间文化的歌者，也是其寻梦者。
近两年，散文界存在着较浓厚的理性化氛围，究其原因应该是社会转型深化引发的情的消退以及要求散文承担文化史、时代史书写责任的呼声。其表现首先是随笔篇幅占据着宽泛的散文概念内的相对优势，文化散文的学术理性趋向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散文目前最大的危险是陷入文化解释、陷入主体空洞的史的消费不能自拔；能否打破既成的模式是对文化散文的考验。
死亡的主题下容纳了一些佳作；回忆与悼亡是散文的重要主题之一；联系国内值得纪念的大事，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的散文。死亡是生命的悲剧，历炼着人世的创痛，但接近死亡，本质上是向往、热爱生命的极端。这两年离世的散文作家有汪曾祺、戴厚英、李佩英、林耀德。步履仓促的戴厚英、林耀德分别留下了令人悚目惊心的《说梦》〔74〕、《尸体》。〔75〕两篇遗作关于“托梦”的神话与围绕尸体的纵横捭阖，行文怪诞，感受独特。李佩芝缠绵病榻多日，留下了血泪交融的《守望灵魂》〔76〕，殷切传送了“敬重生命、善待生命”的嘱托。
张立勤在《追不上生命》〔77〕中抒写了深味生命脆弱后，顿悟与死亡之抗争价值的心理过程；王晓华《关于死亡》〔78〕论叙了由恐惧到超脱死亡的心路；老高《然后》〔79〕是对死亡的最原始的“记录”。人们以各种形式与心态探问死亡，对死亡的探讨意味了散文生命体验性的深入。
回忆与悼亡散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对人物缺乏足够的了解与理解，或者情感份量不足，因而止于满足于二、三事的连缀，再揉合上表面化的抒情。纵观这两年的散文，悼亡之作当推：《永远的五月》〔80〕(徐晓)、《遥想艾青》〔81〕(徐刚)、《痛悼戴厚英》〔82〕(杜渐坤)、《永别亡约》〔83〕(艾晓明)、《伴灵絮语》〔84〕(绿原)、《春蚕到死丝已尽》〔85〕(舒婷)。回忆散文当推：《周扬的目光》〔86〕(王蒙)、《冰心与木香花》〔87〕(张昆华)、《黑娘》〔88〕(牛汉)、《梦与泪》〔89〕(舒乙)、《一杆红木秤》〔90〕(鲁光)、《汪曾祺在大连》〔91〕(徐城北)、 《真亦可畏》〔92〕(周汝昌)、《从往事门前走过》〔93〕(裘山山)、《我擦洗我爸爸的脸》〔94〕(王小妮)、《艾草清凉》〔95〕(颜颜)。人物的立体化与情感的慑服力历来是回忆与悼亡散文取胜的重要砝码。
近两年，各杂志纷纷就“’97香港回归”推出纪念征文或专辑栏目，但鲜有佳作。圣光《香港感觉》、〔96〕陶然《“1997”之夜》〔97〕可作代表。朱建信《从瑞金出发》，〔98〕主题是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反思当年的疯狂、野蛮和荒诞，控诉它所造成的心灵伤害的散文有：孙绍振《满脸苍蝇》、〔99〕李平《祖父》、〔100〕张天佑《庞然的阴影》、〔101〕程乃珊《冬》。〔102〕高红十《黄土如诗》、〔103〕梁南《我那间泥屋》〔104〕系知青题材的散文。应时代而作的作品往往由于心灵积淀不足易于失败。
1996、1997年散文研究情况
伴随90年代的散文创作热，散文研究渐次升温，它直接表现为研究文章篇目数量的显著增长与研究群体的崛起，此种情形持续到1996年，在1997年有所回落，但并无颓势。’96、’97散文研究有步入“状态”的趋向，研究的综合化、探讨的纵深化、论文的专业化发展是近年、也是这两年散文研究的总体方向。
理论倡导“三家鼎立”，带动着散文文体研究。散文研究存在至今的难题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难以借鉴到一套既成的、富于建设性的系统理论作参照，由此引起了散文理论、评论、创作三体彼此脱节、互动失效、难以共同步入良性循环。在国内散文理论建设的工程中，争论开始于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散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散文?”由这一问题决定的散文理论研究目前形成了两种分歧、三方倡导。
“净化文体”论倡导者刘锡庆在《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105〕一文中，鉴于作为“文类”的传统散文观念的滞后性、庞杂性，力主散文实现文体的自觉。文章规划了“净化文体”的具体目标，继续将弃“类”成“体”，解决散文向文学的提升视为当代散文的历史重任。在长篇论文《世纪末：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106〕中，刘锡庆回顾了现当代散文创作与理论的阶段性演进历程，阐释了当代散文文体观念的进化过程，总结了几点建设性意见。“1.汉语散文必须走自己的路；2.高扬‘文学’的大旗是‘规范’散文的标尺；3.旧有‘散文’范畴的‘文体净化’是当务之急；4.散文由生活而艺术的‘转化’、‘升腾’是产生‘精品’、‘大作’的关键。”这两篇文章继续张扬“艺术散文”的主张，重新规范了艺术散文的“范畴论”、“审美特征论”，描述了人性表现的五个层面，“范畴论”和“审美特征论”的明确化将有利于“艺术散文”的深入研究与理论成熟。
近年来，“艺术散文”的主张不断地受到理论界的重视、呼应与补充。施战军〔107〕W·“菱形秩序”描绘了艺术散文的内部运动机制，张国俊、常效东〔108〕则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指出，艺术散文的表现性、精粹性和无规矩性，在构成散文美的同时也使其自身具有某些局限性。
与刘锡庆主张不同，早在西安《美文》创刊〔109〕之时，就将多种实用文体划入散文，倡导‘大散文’。1996年，贾平凹指出：“大散文”的提出是为了造就散文大家的气氛和土壤。〔110〕代迅在《散文：告别与复归》〔111〕中认为：当代散文路径狭小，只有“回归古代的大散文概念”才能拓展路径。但是作者又承认：“其实贾平凹曾经简略地谈到过向古代的大散文复归，但应者寥寥。”大散文的倡导者始终没有给出全面而清晰的论证阐述，这使倡导缺乏理论支持。
在“大散文”的争论之外，楼肇明创立了“复调散文”的概念。他与老愚合作的论文《散文：从单调走向复调》〔112〕，出于解决当前散文危机的目的，认为散文需要质变，“复调散文”可以打破封闭的写作者中心，产生“一种平等的文体”，实现质变可能。他论述了复调散文的四个方面：“一是维度的改变，不再是一件事、一种情感、一个道理；二是一个主题包括二个母题，一个意象包括二个缩影，在两个层次、两个侧面上展开；三是宏观时空和微观时空碰撞、两个叙事人、双重视角；四是七嘴八舌、叙事人非常隐蔽。”楼肇明将提倡思想者、学者和诗人的三位一体，提倡复调散文，视为打破散文在封闭中恶性循环的方法。
散文的论争与理论倡导不断地启发文体研究。邱景华〔113〕历史地追寻散文的发展轨迹，用“母体”与“子体”之说界说“大散文”与“艺术散文”，试图阐释散文内部的裂变衍生过程。陈平原〔114〕依据古典小说与散文的姻亲关系，肯定了文类边界的跨越。张思齐〔115〕以西学和日本学中的相关观念为参照，重新界说了骈文、散文、美文等概念。刘卫英〔116〕多方面辨析了记人散文与短篇小说在体裁上的差异。文体研究的深化势必为散文理论的建立创造机缘。
关于“散文热”的研究热：贬多褒少。90年代的散文热是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其背景、成因、问题、态势备受关注。王岳川《90年代文学和批评的“冷风景”》〔117〕将散文走红归因于“世俗化的策略使然”、俯就大众期待视野的结果。他呼唤：“重建散文的体裁，重建散文的深度，重建散文的个体经验与母语经验。同时开拓散文全新的文化语境和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楼肇明、老愚《矫情泛滥大众得到了什么》〔118〕措辞激烈，抨击文坛负面种种，力主实行“三个否弃”：“文化快餐”、“文以载道”、“文化霸权”。实现与“五四”和世界人文精神的接轨。谭桂林《90年代散文热的文化透视》〔119〕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将散文热视为国人规避政治话语、淡化意识形态性、寻觅生命温馨的“集体尝试”，也是生活节奏调整使然。作者认为散文热呈现衰相的根本原因在于“散文评论创作本身的软性化与私语化倾向走到了极端”，造成散文“严重的思想贫血”与“天地的日益狭窄”。丁帆、山谷、费振钟合作的《散文：多了些什么?少了些什么?》〔120〕批评了散文创作的四个误区：矫情(伪深沉、伪机智)、骄情(以老男人散文居多)、娇情(多见于小女人散文)以及故作亵渎意识，消解人的存在价值。王兆胜《走出当前散文创作的误区》〔121〕归纳创作弊端为“知识爆炸与精神萎缩”、“滥情矫情与生命衰弱”、“中西失调与心理偏狭”。作者指出：散文“‘繁荣景象’本质是泡沫式的，具有内质的虚假性”。总体上说，关于90年代散文发展态势的研究中批评多于褒扬，批评的焦点多集中于商品经济背景下散文主体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平庸与畸形。
当然，中性与褒扬的声音也不乏存在。杨经建《论90年代的散文复兴运动》〔122〕将散文热称为“散文复兴运动”，其特征是“呈现出由艺术消费调节出版，出版又调动创作的逆向运作方式”，有双重原因促使散文复兴：创作队伍空前的扩大和作家结构的多元化；创作观念的开放和艺术思维的拓展。傅瑛《走向世俗：跨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123〕认为目前兴盛的两类散文：生活散文与文化散文，均致力于对世俗人生认同的探索。作者将散文走出“纯散文”象牙塔接受大众散文滋润视为值得迎接的“民众庆典日”。傅德岷《世纪之交：中国散文的风景》〔124〕将女性散文、学者散文、雅俗散文称道为世纪之交的几条“蔚为壮观的风景线。”
以史的观念纵论当代散文的论文尚不足。陆明《谈当代大陆散文的演变轨迹》〔125〕、梁向阳《当代散文创作个性精神的式微与复归》〔126〕立足不同基点梳理了当代散文的脉络。
部分理论文章就具体问题深入论述，研究多维度展开。李晓虹《当代散文的读者召唤与审美期待》〔127〕从接受美学入手，既将散文热归于当前社会审美趣味、文化规范与创作的遇合，又从阅读的审美性、本文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出发，呼吁创作力避粗制滥造。孙绍振《论台湾和大陆散文中之软幽默和硬幽默》〔128〕以“幽默”的美学范畴分析台港与大陆幽默散文，认为台港散文较多调侃性、戏谑性的软幽默，戏谑性与抒情性结合是大陆幽默散文的主流。薛奇一、晏美华《论散文叙述》〔129〕以小说叙述为参照剖析散文叙述，综论散文叙述的特征、地位与作用。李正西《散文情感论》〔130〕以心灵外化、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体现论证散文情感。此类论文大多是调动现代美学、文学理论开展研究的结果，有利于散文思维的转变，必将促进散文理论建设的立体化。目前，这种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
有关台港散文存在状态的综合研究渐渐深入。长期以来对台港散文的研究较多停留在史的片断与具体作家的评论上，这两年对台港八九十年代的散文整体现状有深化的描述与研讨。楼肇明、蒋晖的《散文传统的地域推移和文化变异——关于香港散文》〔131〕采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功能性结构分析方法”，将香港散文划分为传播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两个阶段，从五个侧面评述了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肯定了曹聚仁、叶灵凤、徐訏、董桥、梁锡华、刘以鬯、梁秉钧、钟晓阳等一批作家的创作。文章认为：香港散文“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变异，又仍然是20世纪中国散文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楼肇明、江遗芳《台湾散文和阅读市场》〔132〕分析台湾散文在大陆市场的存在情况，讨论了多位台湾散文家的创作，得出了“在眼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填平雅俗文化之间的鸿沟，俗中见雅，外俗内雅，可能会赢得最大的读者市场。”台港散文作为现代散文传统的继承者与变异者对大陆散文有显明的启示性，研究台港散文的创作与理论状况应当是大陆研究界不可忽略的部分。1997年，林幸谦在大陆发表了重要论文《90年代台湾散文现象与理论走向》〔133〕，论文着眼于台湾90年代散文在危机中的自我转化，探讨了“后散文”的“主体性变奏”：“一为叙述观点的转变，作者不再占据主体位置；一为散文体式的转变与扩大，不再固守旧有窠臼。”从理论上总结了散文创作对于书写模式的重新定义。预期了散文发展的新路：“由个人命运介入整体社会——历史或民族——文化层次，把公众领域纳入私人领域，同时亦把作者的私人性格纳入公众(他人)性格中。”论文涉及的散文小说化、诗化、虚构、想象等问题是多年来大陆散文理论界敏感的问题，它必然会引起大陆理论界的争鸣，进而促进散文理论建设。
有规模地对新时期以来作为“代”与“类”出现的作家群体的综合研究有建树。新时期以来，散文的世代性与类别性日益彰显，构成了散文创作中的集团特色，针对日渐成熟的各类群体进行研究极为必要。楼肇明、止庵的《瀚海冰川话沧桑》〔134〕将新时期20年近乎奇异的文化现象：“老生代”散文作为整体施以研究，认为“老生代散文温故而知新的意义是大于创新的意义的。”文章总结了老生代作家的突出特点和对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指出：“坚持文化品味和人文精神，反庸俗，反小市民气，反商业习气，反卑劣人格是老生代作家的共同特征。”作者对老生代的肯定最终回归到作者一贯的主张，即强调散文的文化本位。楼肇明、止庵《关于新生代散文的对谈》〔135〕对新生代在文坛的崛起进行了追本溯源，从理论上认识了新生代的成绩、问题、风格特点。在将新生代视为“正在觉醒的团体 ”(文体的觉醒、观念的觉醒)时，正视他们身上文化虚无、理想主义、鄙俗化等倾向。在作者的视野中，由于新生代对文体的重视，使他们得以告别“文以载道” 的散文模式，而努力为散文文体重新定位。“小女人散文”系近年广为争议的论题，甚至殃及“女性散文”。王干《话说“小女人散文”》〔136〕为“小女人” 散文做了清晰的界说，讨论了“小女人散文”存在的可能及其局限性，将它定性为“小康型”散文。文章将沪粤优越的经济环境、中国家庭文化的待发展、文学发展的多样性视为“小女人散文”存在的依据。这是第一篇综合讨论并同情“小女人散文”的文章，在对“小女人散文”的一片声讨声中发出了不谐调音。冯军胜《新时期女性散文的“权力话语”》〔137〕、何京敏《新时期女性散文的主体意识》〔138〕殊途同归地论述了女性散文在当代追问社会历史文化、张扬和重建女性主体精神、建构女性审美标准的努力。再次确立了女性散文的价值。
作家作品评论基本停留在感受式批评上，力作较少；1996年，余秋雨研究再掀高潮。散文评论历来停滞于感受式、零星化的批评阶段，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批评者素质的提高与散文理论建设的推进。这两年，优秀的评论可作如下概括：刘锡庆《品评叶梦》〔139〕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新时期以来叶梦的散文创作历程，将艺术散文的理想应用于批评，肯定了叶梦开掘自我“性灵”、抒写“生命体验”的创作道路。批评容纳了叶梦迄今为止全部的创作实践。孙绍振《超越审美超越抒情：楼肇明散文对当代散文的意义》〔140〕，中肯地为楼肇明别树一帜的散文艺术人格定位，显示了笃定自信的评论风范。文章指称楼肇明散文“力图在诗情与智性，形而下的写实和形而上的超越，传统价值观念和现代西方价值观念之间，在叙述、描写、抒情的连续和纷繁的以隐喻为特色智性思绪板块组合之间寻求某种综合平衡。”黄书泉《意义的诱惑与形而上的陷阱——我看王英琦散文近作》〔141〕、范川凤《阳光缝隙中的生命抗争——评张立勤散文集《阳光是我的岁月》〔142〕、余亚梅《对自然的歌唱与冥想——论张炜散文》〔143〕、王尧《生命由梦想展开：论史铁生散文》〔144〕都从生命体验的深度看待散文，正如范川凤所说：“散文是一种表达生命体验的文体。”王干《冰消：透明的流动和凝化：评迟子建的散文集〈伤怀之美〉〔145〕提出了“寒冷美学”，归结迟子建散文的审美内核为由冰的精神升华而来的“追求冰洁的美学品格和人格力量”。张鹄《一个云霞霓变的无穷天空：〈洞箫说剑〉的语言“陌生化”现象透视》〔146〕以语言“陌生化”为突破口，对李元洛散文集《洞箫说剑》的语言艺术进行审美观照。郑振伟《黄国彬旅游散文的崇高感：评〈华山夏水〉和〈三峡蜀道峨嵋〉》〔147〕，运用朗吉驽斯以来的“崇高”美学理论为理论依据。散文评论的实践表明，评论者自身文学与美学理论素养有待提高。
在余秋雨宣布“封笔”以后，有关他的研究反倒火爆起来。从核心理论期刊到各级各类学报，刊登的余秋雨研究层出不穷，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的研究走向深入。例如：王强《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148〕、汤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149〕、东方生《严肃与荒诞的巨大成功：余秋雨文化散文质疑》〔150〕、胡晓明《读〈文化苦旅〉偶记》》〔151〕、仟从巨《余秋雨散文得失评说》、〔152〕唐韧《论余秋雨散文的文体创建》〔153〕、马元龙《重返大家气象：秋雨散文的超越》、〔154〕董伟建《余秋雨散文的艺术创新》〔155〕、武淑莲《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悲悯》。〔156〕对余秋雨散文的评论集中于文化与文学两方面。批评者指责他：“组装了历史与文学”，〔157〕无艺术创见，而他的中国文化阐释更是纰漏百出。称道者则肯定他“为历史造象”、〔158〕艺术上推陈出新、重建民族人格的执著等等。余秋雨散文是当代散文创作实践争议最大的分歧点，有关的研究还会继续，将散文定位于文化，是耶?非耶?还有待于在散文本质的进一步呈现中给以评说。
〔1〕《中国作家》1996年第6期。
〔2〕《美文》1996年第3期。
〔3〕《人民文学》1996年第2期。
〔4〕《当代》1996年第2期。
〔5〕《美文》1996年第10期。
〔6〕《作家》1997年第3期。
〔7〕《北方文学》1996年第4期。
〔8〕《作品》1996年第9期。
〔9〕《美文》1996年第9期。
〔10〕《美文》1997年第1期。
〔11〕1997年10月7、8日台湾《中国时报》。
〔12〕《山西文学》1996年第6期。
〔13〕《散文天地》1996年第6期。
〔14〕《美文》1997年第3期。
〔15〕《天津散文》1996年第3期。
〔16〕《中华散文》1996年第3期。
〔17〕《中国作家》1997年第6期。
〔18〕《山花》1996年第11期。
〔19〕《青年文学》1996年第1期。
〔20〕《大家》1996年第4期。
〔21〕《福建文学》1996年第7期。
〔22〕《随笔》1996年第1期。
〔23〕《人民文学》1997年第2期。
〔24〕《花城》1996年第1期。
〔25〕《花城》1996年第4期。
〔26〕《花城》1997年第4期。
〔27〕《当代散文》1996年第4期。
〔28〕《作品》1997年第3期。
〔29〕〔42〕《花城》1997年第2期。
〔30〕《山东文学》1997年第9期。
〔31〕《福建文学》1996年第8期。
〔32〕《上海文学》1996年第4期。
〔33〕《上海文学》1997年第4期。
〔34〕《中华散文》1996年第2期。
〔35〕《大家》1997年第6期。
〔36〕《大家》1997年第4期。
〔37〕《大家》1997年第5期。
〔38〕《十月》1997年第2期。
〔39〕《西藏文学》1997年第2期。
〔40〕《当代作家》1997年第6期。
〔41〕《北方文学》1997年第7期。
〔43〕〔75〕《台港文学选刊》1996年第1期。
〔44〕《广州文艺》1997年第8期。
〔45〕《散文·海外版》1996年第4期。
〔46〕〔80〕《天涯》1997年第1期。
〔47〕《当代》1997年第1期。
〔48〕《湖南文学》1997年第5期。
〔49〕《芙蓉》1997年第5期。
〔50〕《中国作家》1997年第6期。
〔51〕《莽原》1997年第3期。
〔52〕《美文》1996年第4期。
〔53〕《西北军事文学》1996年第2期。
〔54〕《当代》1997年第1期。
〔55〕《散文天地》1996年第6期。
〔56〕《钟山》1997年第5期。
〔57〕《散文·海外版》1997年第3期。
〔58〕《散文》1997年第9期。
〔59〕《十月》1997年第4期。
〔60〕《上海文学》1997年第3期。
〔61〕《青年文学》1997年第6期。
〔62〕《青年文学》1997年第11期。
〔63〕《山东文学》1997年第11期。
〔64〕《作品》1997年第11期。
〔65〕《北方文学》1997年第7期。
〔66〕《莽原》1997年第4、5期。
〔67〕《青年文学》1997年第4期。
〔68〕《散文·海外版》1997年第1期。
〔69〕《青年文学》1997年第3期。
〔70〕《人民文学》1996年第9期。
〔71〕《钟山》1996年第5期。
〔72〕《花城》1997年第5期。
〔73〕《作品》1997年第7期。
〔74〕《随笔》1996年第5期。
〔76〕《散文》1996年第3期。
〔77〕《长城》1996年第4期。
〔78〕《钟山》1996年第6期。
〔79〕《鸭绿江》1997年第12期。
〔81〕《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
〔82〕《随笔》1996年第4期。
〔83〕《花城》1997年第5期。
〔84〕《红岩》1996年第1期。
〔85〕《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
〔86〕《读书》1996年第4期。
〔87〕《台南四川同乡会年刊》1997年。
〔88〕《黄河文学》1996年第1期。
〔89〕《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
〔90〕《中国作家》1997年第3期。
〔91〕《芙容》1997年第5期。
〔92〕《美文》1996年第10期。
〔93〕《四川文学》1996年第12期。
〔94〕《芙蓉》1996年第5期。
〔95〕《美文》1996年第10期。
〔96〕《中华散文》1996年第6期。
〔97〕《中华散文》1997年第6期。
〔98〕《山花文学》1996年第12期。
〔99〕《作品》1996年第1期。
〔100〕《香港作家报》1996年第11期。
〔101〕《阳关》1996年第2期。
〔102〕《香港作家报》1996年第12期。
〔103〕《美文》1996年第1期。
〔104〕《中国作家》1996年第4期。
〔105〕《文学世界》1996年第4期。
〔106〕《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07〕《90年代中国艺术散文观察》，见《山东文学》1997年第10期。
〔108〕《艺术散文自身的局限性》，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09〕《美文》创刊号1992年第4期。
〔110〕《美文三年》，见《美文》1996年第1期。
〔111〕《文艺评论》1997年第4期。
〔112〕《北京文学》1996年第6期。
〔113〕《论散文的“母体”与“子体”》，见《当代文坛》1996年第2期。
〔114〕《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见《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115〕《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16〕《现当代记人散文与短篇小说体裁辨》，见《东疆学刊》1997年第4期。
〔117〕《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
〔118〕《工人日报》1996年4月13日。
〔119〕《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1期。
〔120〕见《雨花》1997年第5期。
〔121〕《山东文学》1997年第11期。
〔122〕《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23〕《当代文坛》1996年第4期。
〔124〕《当代文坛》1997年第4期。
〔125〕《绥化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126〕《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3期。
〔127〕《当代作家》1996年第4期。
〔128〕《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129〕《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30〕《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131〕《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132〕《台港文学选刊》1997年第8期。
〔133〕《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5期。
〔134〕《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
〔135〕 1996年12月20日《文艺报》。
〔136〕 1997年1月7日《光明日报》。
〔137〕《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38〕《当代作家》1997年第5期。
〔139〕《南方文坛》1997年第4期。
〔140〕《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
〔141〕《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
〔142〕《长城》1997年第3期。
〔143〕《当代文坛》1997年第1期。
〔144〕《当代文坛》1996年第2期。
〔145〕《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
〔146〕《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147〕《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148〕《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1期。
〔149〕〔157〕《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150〕《佛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5期。
〔151〕《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152〕《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6期。
〔153〕《辽宁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
〔154〕《华中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55〕〔154〕《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6期。
〔156〕《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